PAGE\*MERGEFORMAT4律师公共性与技术性的价值选择——观《费城故事》有感姓名：禚昌娥学号：1121909166有人说，律师是天使，因为他们维护着世界的公正与正义；有人说，律师是魔鬼，因为他们经常为罪犯辩护和洗罪。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律师？根据相关社会调查，60%以上的公众认为律师是一种服务性职业，通过提供法律服务来获利；有27%的公众认为律师在职业性质上等同于商人；仅有8.1%的人崇尚律师职业，认为律师是高尚的职业，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这说明，很多人对律师的看法停留在服务层面上，认为律师仅仅是为了金钱、为了生活而服务，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律师助纣为虐，是魔鬼。其实，过度的神话或者丑化，对律师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律师也是人，律师也有自己基本的生存需求，如果连生存都解决不了，又何谈更高层次的追求？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处处为公共利益着想，对他们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以及让他们背负过多的社会责任，而且，有时人们所赋予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有违于律师的职业伦理的。遇到多元价值的选择，律师该何去何从？这也是法律职业伦理中公共性与技术性两种进退路中的选择。影片《费城故事》讲述了一个艾滋病患者用法律维护自己权利利益的故事，影片号召人们关心帮助艾滋病人，同时赞扬了艾滋病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是《费城故事》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们看到这部影片同时也传达了某些有关律师职业伦理的内容，律师在多元价值面前的抉择，我们以律师Miller为对象来分析律师多元社会角色的价值选择。Miller的社会角色Miller是一个类似于个体户的小有成就的黑人律师，他渴望成名，渴望可以赚钱，给妻儿一个好的生活条件，他经常代理人身伤害等案件，他还经常在电视上为自己的小律所打广告，因此别人看到他经常会叫他“TVguy”,正是这样一个法律商业主义下的律师，却拒绝了Beckett的代理请求。理论上，作为一个这样社会角色的他应当不会拒绝Beckett的请求，很显然Miller还承担着其他的社会角色。因为Miller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个对艾滋病不甚了解，对同性恋者存有歧视看法的环境里，而且刚有了新生的孩子，他怕自己会被传染艾滋病，并把病毒带给妻子和新生的婴儿，正是丈夫、父亲这样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得Miller拒绝了Beckett作为自己的当事人。他对家庭的爱恐怕是他最初拒绝Beckett的最主要的原因。家庭和工作，有的时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律师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家庭的阻力。幸好影片中Miller的妻子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还主动开导Miller破除对同性恋的偏见。但面对同性恋、艾滋病这么敏感的话题，要是家人反对呢？这又是律师面对的冲突与选择。Miller在接受了Beckeet作为自己的当事人之后，在酒吧、药店等地方都受到了别人的嘲笑，以为他也是同性恋者，并受到了同性恋的骚扰，这些又是律师在社会团体中的角色。律师在选择自己的当事人时，必然要考虑这些因素，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在Miller身上的这些社会角色已经能够说明律师社会角色的多元化及复杂性，除了影片中所表现出的社会角色，律师身上还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角色。那么，既然如此，面对这么多社会角色的价值抉择，律师该何去何从？公共性与技术性的进退法律职业主义有公共性和技术性两种进路，这两种职业主义的关系是自律师职业产生以来，一直困扰世人的一个两难困境。公共性提倡律师对公众利益和社会正义所负有的责任,自然会产生律师应该扮演“正义的卫道士”、“公共利益的代表”等角色的伦理要求。在这种思路下,未免会使得律师在执业中要将大众利益和道德放在首位。由此,法律的公共性就与技术性产生了激烈冲突，在后者看来,过分提倡法律职业的公共性,会对法律的稳定性、形式性产生严重的威胁。相反，技术性以法律的中立性(非伦理性,即法律与道德无必然联系)和技术性作为逻辑起点,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哲学基础,那么就会产生“党派性忠诚”、对公众道德无责任的伦理要求。同时,因为律师的角色是通过个案的代理实现,这种制度设置要求律师不能由于当事人的道德动机而拒绝代理,所以在职业伦理上必须设置对公众无责任的“技术员”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会出现“与公众作对”、“损害公共利益”、“帮助恶人”的结果,与公共性的思路大向其背。同时,在很多强调公共性的职业主义者看来,这种技术性的思路,事实上会鼓励法律服务的商业化、庸俗化,是当今公众对法律职业不信任、持厌恶感的根源所在。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载于《法学研究》2005年第6期。作为一名律师，将公共性和技术性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是很有难度的。记得老师在给我们上律师职业伦理课的时候说过，一个有服务社会大胸怀的人是不会穷的。这跟An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