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邓小平极为重视这一问题。当我们引用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名言时，不能忘记邓小平同志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所说的另一个与之相辅相成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构想，否则就会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邓小平同志就可预计的贫富差距问题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应该考虑让广大的民众普遍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个实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积极地认同改革、认同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保持社会的活力，才能为社会的长期稳定提供必要的条件和途径。发达的物质基础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社会的支撑构架。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在谈论社会公平问题时，总是把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作为最为重要的前提性条件。邓小平同志说：“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因此，要防止用平均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不公问题。在我国，如果处理不当，平均主义很容易抬头，因为平均主义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群众基础。平均主义一旦抬头，将会使我国社会丧失发展活力，并同样可以形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应当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结合点。我国现阶段的大量社会问题非常明显地集中在与人民基本生计有直接关联的部位。任何使人民生活水准有所下降的举动均会带来抵触情绪。因此，要想从总体上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就必须保证社会成员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满足。如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保证并能够得到持续提高，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安定局面就能得以维护，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充分就业应当成为社会的优先发展目标。实现充分就业，对于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公正、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获得一种职业，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意味着能够积极地融入社会。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地失去了职业，没有了工作，那么，就往往意味着这个人社会生活状况的边缘化。即失业者长期与“主流”社会生活隔离开来，而进入一种片面的、狭小的、封闭的社会生活之中。如是，则会使失业者同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出现障碍，使失业者的尊严以及独立的人格受到伤害，其伤害程度会随着失业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实现充分就业，是缓解贫富差距、大面积地消除贫困现象的有效途径。严重的失业问题必定会增大贫困群体的队伍，失业者本人及其亲属最有可能首先沦为贫困者。事实也是如此。许多学者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城市的贫困群体成员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源自失业或下岗。所以，充分就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消除贫困问题、缓解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重要举措。另外，充分就业也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增强社会活力、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必要前提。社会保障的目标，是要立足于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的角度，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的措施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基本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的确保。一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平等和不确定的因素，如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和不完善、市场经济的风险、家庭的遗传影响等等。这就使得社会成员在生存与发展的具体处境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有可能由于工作的丧失或是其他的原因而陷入“生存危机”的状态之中。对于这部分社会成员，社会有责任进行必要的社会救助，确保其基本的生活底线，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的安全运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保障程度的高低同社会的公平程度、稳定程度是成正比关系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着手建立，但离目前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的要求相距还远。现在，我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予以全面、系统、深入解决的时候了，不能以任何理由延缓下去，否则将会因此而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社会公平状况不好，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重视社会公平，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