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中性与税收超额负担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征税是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转向政府部门，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除了会给纳税人造成相当于纳税税款的负担以外，还可能对纳税人或社会带来超额负担。所谓超额负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税一方面减少纳税人支出，同时增加政府部门支出，若因征税而导致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而增加的社会经济效益，则发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超额负担；二是由于征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对纳税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则发生在经济运行方面的超额负担。税收的中性就是针对税收的超额负担提出的。税收理论认为，税收的超额负担会降低税收的效率，而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从而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途径，在于尽可能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税收中性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在税制建设上，税收中性的要求是：税制结构应科学、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场竞争，如税制应该统一，税负应当公平，避免重复征税；税制应当简化，方便纳税；扩大税基，合理制定税率；税收征管制度应健全有效率，征纳成本低。世界上最早完整地提出税收原则的人亚当·斯密（1723-1790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原则：第一，平等原则。亚当·斯密指出：“一国之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及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之下享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税，维持政府。”也就是说，人民应以其在国家保护之下所得收入的多少为比例，向国家交纳相应的租税，这样才算平等。由于这个原则要求按个人所得“各尽其力”地进行缴纳，考虑到了负担能力，逐成为后世负担能力说和比例税制度的理论依据。第二，确实原则。亚当·斯密认为：“各人应纳的税收，应当确实而不应当任意。纳税的时间、纳税的方法、应纳的税额，应使纳税人及其他人民一并明瞭。”他认为此原则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税收不确实的现象很普遍。第三，便利原则。亚当·斯密指出：“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和完纳的方法，以给予纳税者以最大的便利。”即一切均以便利纳税人为原则。第四，最少征收费原则。亚当·斯密认为：“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得的收入”，既要使国库收入税额与人民缴纳税额之差为最小，这个差额即征收费用，使征收费用最少，就等于增加了国库收入。在亚当·斯密之后，西斯蒙蒂、瓦格纳等人又提出了更为系统完备的税收原则，但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一直被资产阶级学者誉为税收原则理论的首创。西方税收原则理论的发展演变关于税收原则，最早提出的是威廉·配第。他在１６６２年发表的《赋税论》及《政治算术》中提出了“公平”、“简便”、“节省”三项原则。但是，实际上威廉·配第只是提出了税收原则的思想，并未单独地系统地将其作为税收原则加以阐述。严格说来，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提出并阐述税收原则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１７７６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平等、确实、便利和征收费最少四大原则。斯密的税收四大原则一直在资产阶级税收理论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继亚当·斯密之后，英法古典经济学派分为四大家：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和西斯蒙第。其中，法国的萨伊和西斯蒙第在税收原则理论上有所建树。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０３）中提出了税率适度、节约征收费用、各阶层人民负担平等、最少程度上妨碍生产以及有利于国民道德的增进五项原则。其中，税收的国民道德原则为萨伊首创。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１９）一书中，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观点出发，在肯定斯密提出的原则基础上，补充了税收不可侵蚀资本、课税对象应为纯收入、税收不能触及纳税人最低生活费、税收不可驱使资本外流等四项原则。西斯蒙第的四项原则总括而言是国民经济原则（这是斯密未明确提出来的），具体来说则是保护税本。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资本日益集中，财富分配日益不均，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以德国新历史学派创始人瓦格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主张实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企图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瓦格纳在其名著《财政学》四卷（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中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项九端原则，即：财政政策原则（又叫财政收入原则）：（１）充裕，（２）弹性；国民经济原则：（３）选择税源，（４）选择税种；社会正义原则：（５）普遍，（６）平等；税务行政原则：（７）确实，（８）便利，（９）征收费最少。瓦格纳税收原则体系集前人之大成。他率先提出了税收的财政政策和国民经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