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系统思维初探（1）内容提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探讨了钱学森的系统思维的产生条件、形成标志和显著特征（辩证性、整体性、开放性、综合性、超前性等）阐明其系统思维对辩证思维的丰富、发展和对改革开幕放、领导决策的指导意义。素有“科学巨子”之称的钱学森同志，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为我国的火箭导弹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钱学森同志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科学成就，得益于他的系统辩证观――系统思维。可以说，没有其科学的系统思维，就没有共科学上的巨大成就。钱学森同志主持的“总体设计部”，就是其系统思维的成功应用。他在系统工程理论方面的成果，则是其系统思维的结晶。系统思维指的是，人们必须把研究和处理的对象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并辩证地对待它的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系统与环境等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以求达到对问题作出的最佳处理的一种思维方式。研究和推广钱学森的系统思维，对于实现人的思维科学化、现代化，对于培养创造型人才，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钱学森系统思维产生的条件和形成标志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钱学林系统思维是适应于现时代所需要的科学思维方式，是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现代形态，同时又与他本人优良的德、识、才、学的素质紧密相联。其系统思维产生的条件有四个方面。（一）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是钱学森系统思维产生的思想前提，也是其系统思维得到应用、拓展的动力和源泉。钱学森同志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时刻为报效祖国创造着条件。他说：我“在美国呆了二十年，二十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新中国的诞生，促成了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冲破了重重阻力，于1955年回到了他亲爱的祖国。钱学森的爱国之举，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的高度赞扬，并委以重任。他耳闻目睹新中国的光辉成就，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信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有智慧、有力量打一场科学技术的翻身仗。于是，他凭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责任感到地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和力量的信赖，满怀信心地主动承担了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火箭导弹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组织、管理、研制工作。他在科学实践活动中，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环境。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不仅能在更广泛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全国的集中统一，而且我们有人类最先进的关于社会和国家的理论，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符合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的路线和政策；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的组织、管理；有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根本利益。因此，他在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比较差的条件下，依靠党的群体路线，发挥集体智慧，成功地领导和组织研制“两弹一星”这样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为其系统思维的形成创造了思想前提和动力源泉。（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钱学森系统思维的产生准备了哲学基础。钱学森回国后，十分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如他学习了恩格斯曾深刻地概括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格”后，深有体会的说：“恩格斯讲的集合体不说是我们讲的系统吗？”他多次强调指出，马、恩、列、毛著作中还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我们搞系统工程的一定要熟悉这些论述，作为我们强大的理论武器。钱学林系统思维即系统辩证观，正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演化等思想，构成了其系统辩证观的精髓。钱学森认为，所谓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可见，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钱学森思维提供了正确的哲学基础。（三）高度发展主的现代科技技术，为钱学森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浓厚的科学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科学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思维的进步，科学的重大革命，引起人类思维的巨大飞跃。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钱学森的系统思维正是现代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发展的产物。首先，它是系统科学发展的产物。系统科学的提出，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系统论创立者之一，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认为，系统科学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系统科学是研究系统的共同本质，揭示系统的结构、演化、协同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