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八世纪文学的基本特点１８世纪的欧洲已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新旧力量撞击十分剧烈。就当时的整个欧洲来说，封建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仍处于统治地位，只是更加反动腐朽了。英国虽然进行过资产阶级革命，但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当权的新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无情掠夺中下层人民和殖民地，而且力图保存种种封建残余。因此，封建势力同包括一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推翻封建制度，铲除封建残余，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先后提到了欧洲各国的历史日程上。顺应这一历史要求，在文化领域，全欧范围便产生了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促使启蒙运动诞生的社会内驱力还在于科学和生产力取得突破性发展。当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已经各自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牛顿（１６４２—１７２７）的万有引力理论为其他许多学科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瓦特（１７３６—１８１９）于６０年代发明高热效率的蒸汽机，并使之成为工业可用的发动机，于是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法国稍后也开始使用机器生产。科学运用于生产实践，大大扩大了国际贸易，提高了工农业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力量空前壮大。人的视野更加开阔，人的价值进一步被发现，人们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反封建的情绪空前高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和代议制，英国自１７世纪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等进步思想文化的发展，对欧洲启蒙运动的诞生产生了直接影响。霍布斯（１５８８—１６７９）反对“君权神授”、关于“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理论，洛克（１６３２—１７０４）关于知识来源于人的后天经验的经验主义哲学，托兰德（１６７０—１７２２）反对传统宗教的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等等，实际上就是１８世纪启蒙运动的序幕。这些新科学和新思想首先传至法国，再传至欧洲大陆各国，欧洲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封建强大潮流和科学文化新成就的鼓舞下，继承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的战斗传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除旧布新的伟大的启蒙运动。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其启蒙学派最为活跃，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卢梭为主的“百科全书派”奔走呼号，著书立说，并用３０年的时间（１７５１—１７８０）编著了一套３７卷的《百科全书》（全名为《各种科学、艺术和技艺的根据理性而制定的词典》），用新的世界观审视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集近代知识之大成，使唯物主义“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理性崇拜”是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也是启蒙文学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近代人的觉醒和反封建盲从的社会进步，以及近代科学知识的获得，都有赖于人的理性思维。启蒙学者认为，社会黑暗腐败，是由于源自自然法则的“理性”被封建专制和教会的偏见所堵塞，人们的头脑变得混乱和愚昧。因此，要改造社会就要用“理性”和符合“理性”的科学知识去“照亮”人们的头脑，启迪人们的蒙昧无知。“启蒙运动”由此得名。他们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０４页。)启蒙学者崇拜理性的学说当然受到笛卡儿唯理主义学说的影响，同１７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有共同之处。但启蒙学者所崇拜的是“自然理性”，而“自然”在启蒙学者看来就是“自由”，就是没有受封建文明所污染的纯真和清明，就其思想内涵说，它不同于１７世纪崇尚君主王权和教条的理性主义，甚至与之根本对立。当然，他们的“理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也不可能是他们自己所认知的永久的“普遍理性”，而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悟性”，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因此，尽管启蒙学者之间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甚至进行激烈争论，但他们在“理性”旗帜下所宣传的启蒙思想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宣传唯物论或自然神论，从理论上深刻批判封建蒙昧和宗教神秘主义，号召人们用自己的真实感觉和“自然理性”去认识世界。他们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专制和传统的宗教教义，提倡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有些人主张建立“自然宗教”、“理性宗教”，致力于把宗教人文化。他们热切期望发展商业和工农业生产，为此而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作为启蒙作家，他们更是重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并要求把教育从贵族和教会控制下解放出来，培养新时代的“新人”。他们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尊严，宣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人道主义，创立了“天赋人权”理论，把生存、财产、自由和平等视为“自然”所赋予人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启蒙学者根据他们的上述学说勇敢地提出了“理性国家”、“理性社会”的社会政治思想，宣传开明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更进步的思想家则宣传民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