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鼓乘，血凝一粟——记王辉先生王辉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古文字学者。他是陕西省高陵县姬家乡人，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后改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秦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秦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重点为先秦历史文化，涉及到商周甲骨文、金文；春秋战国秦文字；汉代简犊帛书，尤其对整个秦时期的古文字研究最深。求学记先生身出名门大户，深受“耕读传家”思想的熏陶，从小热爱中国传统文化。1957年在高陵二中读初中，1960年到西安第十二中（陕师大附中）读书，1963年参加高考，考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毕业后到陕南安康的白河县任教，1978考上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古文字研究生，1981年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工作后参加秦都雍城、咸阳等地考古发掘工作，1982年8月在《考古与文物》编辑部工作直到2003年9月。1999年9月起，先生兼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03年起为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2003年10月起，兼《收藏》杂志专家组成员、编辑。先生说：“自己的一生都是在求学中度过的”。先生在安康白河县教书期间，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但他从来就没有自我放弃过。那个时代是学农、学工的时代，他认真教学、辅导孩子，教过小学、初中、高中，上过语文、数学、历史等课，如果算上以后在陕师大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代过的课，可以说先生是教过中国各个阶段的全才老师。在动荡的十年里，有许多人是偷偷地自我努力学习，先生也是默默地“偷着”学的人之一，他在白河中学时就偷偷的读过《诗经》《说文解字》等文献，直到1978年恢复研究生的招考，先生报考了四川大学古文字专业，被徐中舒先生录为硕士研究生。徐中舒先生一直认为“古文献”是基本功，是研究历史、考古、语言、文字的必不可少的桥梁，要求学生全面认真的阅读文献资料，为以后做各种历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深受老师的影响，在川大读研究生期间，不但听徐中舒先生亲自讲先秦史的课，还一直躲在图书馆读关于古文字方面的书。而徐中舒先生每周两次，每次两、三个小时的课下业余讨论，更时不时地把新发现的资料补充到自己的书里，即补充了材料，又引导了学生，这种行之有效，全面修订、补充自我观点的学习方法，更是先生在自己求学生涯中得到的一笔不菲的精神财富。在学习期间，先生没有下过考古工地，并不知道田野新材料如何与文献结合，故要亲自去体验考古发掘的过程。他觉得下工地就像抄古文字书那样，过一遍就会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刚进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就去了雍城、咸阳等遗址参加发掘，这不但明白了田野发掘的规程，也对秦时期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走上了对古文字的研究道路。研究记每一个做研究的人，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学校是学习方法的重要时期，那么在工作中就是形成自己研究方法的时期。先生在考古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考古与文物》，接触的最多都是新的发掘考古简报和别人最新的研究动态，两者结合取长补短也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要有突破，就必须付出艰辛的汗水，先生利用《考古与文物》阅读着别人的文章，同时也不断地读着前人的研究文章。他认为：对于古文字的研究要系统地读书，明白各个研究者的师承关系，了解各个研究者的优缺点，尽量避免研究者自身因师承关系而造成的研究盲点。读书要有自己的特点，基本的书要系统的读，辅助的书粗略的读，做到“广薄结合”，然后利用各种渠道去收集相关信息，经常联系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互相交流意见，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特色。先生自己说：“经常联系袁仲一、张懋镕、吴镇烽、王晖等先生，和他们交换意见，相互切磋，以便各自提高”。先生提到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都有自己的古文字研究中心，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陕西的古文字研究却因为受各自单位建制的影响，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也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机构，那就更没有研究特色了。我们陕西具有历史天然的研究对象—西周的青铜铭文、秦时期的封泥，虽然汉代简牍帛书较少，但足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研究中心，只要大家互相交流形成广的学术氛围，然后老年的带中年的，中年的带青年的，这就必然会带来每一个人的研究新突破。就是在《考古与文物》做编辑的时候，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要做学者型的编辑，不只是简简单单的文字校对，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能对要发表的文章有深度的取舍，使那些新材料、新观点较早的刊登，以便促进更多的人利用新材料进行研究。作为编辑的自己更要提倡学术民主，鼓励学术讨论，允许不同意见的文章在同一刊物上发表，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就是先生以《考古与文物》为平台，方便他人进行深入探讨，也就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著作记先生的研究方向重要集中在甲骨文上，利用的资料大多是宝鸡周原、周公庙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得出很多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