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應具備的條件，概可區分為「人格特質」與「領導能力」兩個部分。前者，是「先天而生」，加上「後天修養」；後者，是「天生即有」，加上「後天磨練」。「人格」(personality)，是「心理學」名詞，代表某個人在對「情境」作反應時，自身所表現出的「結構」與「動態」性質。(LawrenceA.Pervin原著，鄭慧玲編譯，楊國樞校閱《人格心理學》，桂冠，1982)「人格特質」會隨人之成長而逐漸定型，使其在「行事風格」與「人際互動」上，投射出一定的「行為模式」；吾人常說：某人「脾氣大」，某人「架子大」，某人「太小氣」，某人「沒有耐心」；等等，都是在形容一個人的「人格特質」。但是老師認為，一個好的「領導者」，應以此為自我要求目標，具備其中條件愈多，愈能成為優秀、且「孚眾望」的「領導者」。論述如下：老師亦認為，最好的「領導」，就是讓「被領導者」懷恩，其動能即源自「仁愛」。因此，古來賢德的君王，無不以「行仁愛」自居；而即使窮兵黷武、惡蹟昭彰的獨夫，也都會披上「仁愛」的外衣，以包裝掩飾其殘暴劣行。一個以「仁愛」治國的君王，也易營造「全民擁戴」的「領袖形象」；例如，被司馬遷贊為「德至盛也…豈不仁哉」(史記‧孝文本紀)及「施大德，天下懷安」(史記‧孝景本紀)的「文景之治」創造者─漢文帝、景帝，就是最好的例子。晉人朱沖「閑靜寡欲，好學而貧」，晉武帝咸寧四年(278)「詔補博士」，朱沖「稱病不應」；尋又詔其為「太子右庶子」，朱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唐肅宗上元初年，京師乾旱，一斗糧食要值幾千錢，老百姓餓死很多。曹王李皐居京師，覺得「俸不足養」，乃申請調任外官，但朝廷不允。於是「開倉盡散之」，再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向皇帝請罪；但肅宗並未怪罪，反而下詔嘉許。(舊唐書‧李皐傳)李皐因對百姓的「仁愛」，而不懼己身生死，當為而為，是「大勇」的表現，也是一個「領導者」的「負責任」精神投射；李皐贏得了老百姓的愛戴。(婦人)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為殿中侍御史，鍔為京兆府法曹，具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皐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後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於是舉奏，並除名勿齒。再進一步站在「現實」的角度看，領導講求「力」與「勢」，因此「領導者」的「仁愛之情」，如不能化為「仁愛之術」，而收「整齊人心」之效，那麼「仁愛」就無價值可言。本戰，宋襄公「不忍」擊楚軍於半渡，結果等楚軍完全過了河，排好陣勢，反而擊敗了宋軍，造成了「公傷股，門官殲焉」的嚴重後果；(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條)這可說是另類的「婦人之仁」。二、氣度《孟子‧離婁下》所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亦此理也。因此，「氣度」應為「領導者」不可或缺的行為修養。秦始皇為秦王時，一度想要人才「本土化」，而欲驅逐來自六國之「客卿」，身為「客卿」的楚人李斯遂上書秦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李斯諫逐客書」。(史記‧李斯列傳)曰：如果硬要將非秦國血緣的「客卿」，一律逐出秦國，那麼秦國不用，別國用，即是「逐客以資敵，損民以益讎」，就會陷國家於「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的不利環境中。如此，要想求國家不危險，那裡有可能呢？(史記‧李斯列傳)春秋時期齊國公子小白，與其同父異母兄公子糾，爭奪齊國國君之位；前者有鮑叔牙佐之，後者有管仲傅之。蕭何與曹參，都是協助漢高祖劉邦開國的大功臣，但兩人感情不睦，蕭何素來不與曹參交往。公元24年，光武帝劉秀在未當皇帝前，奉更始帝劉玄之命，「持節」北渡黃河至河北地區，代表更始帝「鎮慰州郡」。但劉秀卻輕鬆放過，一燒了事，其寬闊的「胸襟氣度」，幾人能及？無怪乎在東漢建立的過程中，包括「雲臺二十八將」(亦稱「中興二十八將」；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在內的各路英雄好漢，會傾心相隨，緊密團結，共同協力劉秀成其帝王之業。由此觀之，曹操雖非「仁者」，但亦不是一個氣度狹窄、猜疑心重、沒有包容心的人；其「人格特質」在《三國演義》中，多遭羅貫中扭曲，予人以歷史頭號奸雄的「刻板印象」，對曹操並不公平。武德九年(626)六月，唐王朝皇子間爆發了嚴重的宮廷內部武裝權力鬥爭事件，唐高祖次子李世民在宮城北門(玄武門)埋下伏兵，襲殺其兄建成太子與其弟齊王元吉，奪取了政權，史稱「玄武門之變」。其後，建成在「玄武門事變」中被殺，事後秦王召見魏徵，責問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魏徵對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舊唐書‧魏徵傳；貞觀政要‧任賢)結果「王器其直，無恨意」(新唐書‧魏徵傳)，並重用之。貞觀十七年(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