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先秦语法》易孟醇每读古汉语语法书籍,见其中的例证,上自先秦,中至唐文、宋传奇,下至明清小说,庞博已甚,如汉语文法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主要例证来自先秦典籍和汉晋人写的前四史,又引用了韩愈的大量文章。这种"庞博",固然反映了汉语结构几千年来的共同法则,却也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没有反映各个时代的语法差异。吾友林玉山撰《汉语语法学史》,对自《马氏文通》以来的多种描写语法学的著作和某些语言理论,概述简明,评论精当。但对汉语语法自古至今的变异轨迹,似乎也未多加注意。在语言的三要素中,虽然语法结构最为稳定,但也不是自古不变的。我想,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和写作,如果从断代开始,即写出断代语法,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更有效地帮助阅读那一个断代的典籍;二是可以从各个断代的比较中,找??各代语法的异同,从而理出汉语语法的发展轨迹,为"古汉语语法发展史"这个课题准备基础材料。先秦语言,是汉语之源,研究断代语法,自当从先秦开始。正当我酝酿学习和研究先秦语法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复课闹革命",我被放逐到一所农村中学。这里,四面环山,自然环境静美,加上在游泳中呛过几口水的校长,只问师生的教与学,其他,极少问津,于是,我获得了一个超出于"轰轰烈烈"之外的相对安静的环境,使我有可能把"破四旧"的劫后遗物《十三经注疏》从头细读。坦率地说,当初读这类书,颇艰辛苦涩,远不如读《红楼》、《水浒》那样容易投入。然而,我守着一个"耐"字诀,耐心地读,耐心地领会,并在耐心中来几次反复。终于,在陋室孤灯下,渐觉夫子立于前,诸子环于旁,神交于千载前,对谈于寂寥中。于斯时也,乐也融融,常???知夜已三更,须掩卷就寝,因为明天尚有工作任务。我深深景仰古人治学利用"三余","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精神。寻章摘句,是研究古汉语语法所必需的,但它绝不是终点,更不是目的。研究断代语法,除了熟悉汉语语法的共同点,还在于了解某一时代的独特的语法现象,即那些本时代相当繁复而后代逐渐消失了的,或本时代尚属萌芽而后代大量存在的语法现象。例如,"我是工人"这种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判断句,在宋传奇中已经定型。但在先秦,"是"主要是代词,作主语或宾语。但,"是"充当连系动词,以"是"表判断的句型,在先秦已有萌芽。如: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是魏之县也。(《战国策·魏策三》)这类语法现象,须我们在大量的阅读中去仔细分辨。荀子说:"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1956年,国家颁布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84年,又颁布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后来还有了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述》。这些文件对于减少系统分歧,规范语法述语,起了很大作用。它们指出,现代汉语的句子有主、谓、宾、定、状、补等六个主要句子成份。后来,古汉语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为减少分歧,也尽量利用这套系统的理论和述语。我撰《先秦语法》,也是如此。但是,古汉语有它的时代烙印,绝不能在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系统时拘泥于这一系统。现代汉语中,状语和补语,都是修饰谓语的;它们的区别仅在广义形态上,即一在谓语之前,一在谓语之后。根据补语为谓语的补充语,且放在谓语之后这两个标准,我在研究先秦语法时,发现先秦的补语很不成熟。说它不成熟,不是说完全没有放在谓语后的谓语修饰成分,一些表时间和距离的数量词,极少数形容词和副词(如"久"、"甚"等),可放在谓语后,还有以"于"(较多)、"以"(很少)、"自、及、在"(极少)组成的介宾短语也可放在谓语后。然而,这种种情况,总的说来,是很少的。根据十一部先秦古籍统计,数量词放在动词谓语前的(数十动)占94%,而放在动词谓语后的(动十数)只占6%。可见后者还处在萌芽状态中。再者,从意念上考察,放在谓语之前或之后,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杀人以梃与刃",跟"以梃与刃杀人",便是如此。研究者为了区别这种现象,都从结构上或音节上作出了解释,于是有"长短论"(马建忠)、"重点论"(刘景农)、"调节论"(鲁国尧)等等。这些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均不足以说明放在谓语后的部分是"补充说明谓语"这个定义。从上述两方面考察,都只能得出补语在先秦尚不成熟的结论。然而,同时却有不少"谓语+名词或代词"的格局并不是谓宾??系;邴夏御齐侯。(《左传·成公三年》)--"御齐侯",即"为齐侯御"。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荀子·赋》)--"友风",即"以风为友";"子雨",即"以雨为子"。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庄子·秋水》)--"相梁",即"相于梁"。居!吾语汝。(《论语·阳贷》)--"语汝",即"与汝语"。以上四例中,谓语后的成分,第一,都不是宾语;第二,都是修饰谓语的,可分别加"为、以、于、与"等介词,组成介宾短语,"补充说明谓语",似乎又可以说它们是"补语"。我在研究先秦语时,曾一度有过困感。然而,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