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辨体角度看古代诗文下面我们就依次讨论三个问题：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小品文有哪些重要区别？诗（古诗、近体诗）、词、曲有哪些重要区别？赋究竟是文还是诗？一、古文、骈文、小品文之别先说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小品文的区别。所谓骈文，其形式上的主要特点是语句结构的平行、对偶。严格地说，它不与诗、小说、戏曲等并列，而仅仅与散体文（古文）并列，起初只是一种驾驭语言的表达方式，经过发展、演变，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和特点，并最终成为一种文体。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中国最早、影响也最大的美文选集，其选录对象，除诗之外，主要是辞藻华丽、声律和谐的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萧统在序文中介绍了他的编选原则：一、不选经书，如《诗经》、《尚书》等；不选子书，如《庄子》、《荀子》等；因为经书和子书都“以立意为宗，不以能言为本”，即经书和子书注重的是思想，而不是文章的形式、辞藻、声调。二、不选史书，因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以不同”。历史著作经由对事实的记叙揭示历史演变的规律，表达作者的评价，仍以思想和见识为骨，与经、子属于同一类型。萧统钟情的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美文，这种美文所要达到的效果是：使读者“情灵摇荡”。萧统眼中的骈文，和楚辞等一样，首先是一种抒情文体。为了取得良好的抒情效果，它特别讲求声律。“惟乐不可以为伪”。一个作者所说的话可能是假的，但他的声音不可能不与他的喜怒哀乐一致。同时，和谐的声音自有一种超越于内容的美感。林庚在《中国文学简史》中曾说六朝骈文是六朝诗的外围，就是从六朝骈文以抒情（含写景）为主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江淹《恨赋》、《别赋》、庾信《哀江南赋序》等都是六朝骈文中的抒情名篇。“齐梁的诗人，其间如江淹的《别赋》、《恨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都是流传于一时的。《别赋》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恨赋》说：‘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不知被多少人诗一般的反复吟唱过。这就是一个诗歌语言的时代。”（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当然，骈文也可以叙事，如唐代张鷟的《游仙窟》；还可以说理，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但抒情毕竟是骈文最为擅长之处。这是因为，辞藻和声调，它们与情感的联系更加自然，而叙事说理非其优势所在。传统意义上的“古文”，是指以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鞏、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那些作者所写的以单行的文辞组成的散文。苏轼曾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意思是说，他遏止住了六朝骈文的颓势，用生气勃勃的古文使文坛恢复了活力。韩愈所不满于骈文的，主要是它没有思想，而只有藻饰的字句、协调的声律，所以他格外强调“载道”，即古文必须表达深刻的思想或意旨。韩愈的确是有眼光的。六朝骈文以“情文”、“形文”、“声文”为特征，重在抒情写景，相对而言说理叙事是被忽略的；韩、柳欲另辟蹊径，理所当然地转向了说理叙事文的传统，即先秦两汉的子书和历史著作。从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选择的经典可以看出，叙事、说理（尤其是说理）乃韩、柳关注的焦点。而“古文成于韩柳的关键在于：他们除写作政治、哲学方面的议论文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发自真性情的穷苦愁思之声。”“韩柳变‘笔’为‘文’的主要标志是在应用文章中感怀言志，使之产生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葛晓音《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在宋代理学兴起以后，一部分作者热衷于把“道”限制在儒家范围内，这样一来，古文就与宋明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另有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古文作者，则广泛扩充了“道”的范围，无论说理、记事，还是抒情、写景，只要理、事、情、景确有值得一写之处，都有资格成为古文的题材。中国古代的小品文，至晚明臻于鼎盛，袁宏道、张岱等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家，而六朝的《世说新语》等“名士教科书”，两宋的《东坡志林》、《老学庵笔记》等随笔，则是晚明小品所取资或借鉴的对象。这种文章的特点是：并不刻意为文，随手写来，韵味悠长；题材广泛，细大不捐。作者以其个人的审美体验为前提，以性灵的舒展为中心，将貌似散乱的多种生活事实融汇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整体。看上去，只是一段隽妙的言谈，一个精彩的细节，而且基本上是客观的记录，但这个选择和记录过程却始终受着主体的引导，于是，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叙事都变为抒情，一切客观人生事相都化为主体的人生体验。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是这样谈论阅读《世说新语》的感受的：“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怅望江左风流，令人扼腕云。”明人所编《五朝小说》的序言，在谈到两宋随笔时也说：“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所述皆生平父兄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