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明初的立法概况一、《大明律》的制定据《明史·刑法志》载：“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这就是明律的制定所经过的四个阶段。吴元年(公元1367年)，即夺取全国政权的前一年，朱元璋即着手立法活动，在平定武昌以后，由右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本着“法贵当简，使人知晓”的原则。制定了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这是明朝立法的开端。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明律，次年二月完成，颁行天下。篇目—准于唐律，共十二篇六百六十条，内容较唐律繁，并且将名例律置于篇末。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重修大明律，又将名例律冠于篇首。下带六篇，并正式以《大明律》为名颁行天下。至此，明律已正式修订整齐。至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大明律》经多次修订，历三十年，最后编撰完成，颁行全国。《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体例上，为适应强化六部，集中皇权的政治需要，按六部官制分门，置“名例”于律者，合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使自《法经》沿袭已久的法建法典结构体系为之一变。七篇的篇条为：名例l卷47条；吏律2卷，职制15条，公式18条；户律7卷，户役15条，田宅ll条，婚姻18条，仓库24条，课程19条，钱债3条，市5条；礼律2卷，祭祀6条，仪制20条；兵律5卷，宫卫19条，军政20条，关津7条，厩牧11条，邮驿18条；刑律11卷，盗贼28条，人命20条，诈伪12条，犯奸10条，杂犯ll条，斗殴22条，骂詈8条，诉讼12条，受赃ll条，捕亡8条，断狱29条；工律2卷，营造9条，河防4条。《大明律》是明统治者总结了自唐宋以来，特别是明初三十年的统治经验而精心制定的，确实如《明史.刑法志》而言体现了“日久而虑精，一代法使定。”而且其条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是唐以后法典编修体例上的一大变革，为清律所继承。所以，在中国封建法律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二、明《大诰》的制定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还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间，亲自指导编篡了明《大诰》。明大诰共四编236条，主要内容是辑录了洪武年间官民过犯，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并记录了明太祖对吏民的大量“训导”，以及结合陈述案件或另列专条颁布的新的重刑法令。朱元璋编订大诰的目的，就是想用严惩官民犯罪的案例来儆戒臣民，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使人民“趋吉避凶”，防止犯上作乱和减少犯罪，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实质上《大诰》是一部特别刑法。《大诰》中颁布的重刑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朱元璋曾多次发布诏令，要求法司“依律与大诰议罪”。并采纳法律手段强制推行《大诰》，使其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明《大诰》充分体现了朱元璋以重典“治乱世”的立法指导思想。《大明律》中规定的刑罚已比前代加重许多，而《大诰》比明律更为严酷。所举案例，多为法外用刑，轻罪重判。《大诰》中还规定了不少明律中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使本来一些根本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也被处以重刑。如对儒士拒绝出仕朝庭处以“诛其身而没其家”。此外，明《大诰》中还反映了朱元璋重典治吏的一贯主张。在《大诰》条目中，惩处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居多数，还有其他一些吏治禁令。在总共236条中，有80%以上是属于治吏的。这说明朱元璋企图通过惩治贪官污吏来改善吏治，通过治吏进一步有效地治民，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榜文即“教民榜文”,是明初一种特别刑事法规.榜文一般是皇帝的谕旨或经皇帝批准的官府告示、法令、条例。第三节明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一、刑事方面（一）刑罚制度与明朝极端专制的君主集权制度相适应，明朝刑罚手段的残酷性也非常突出，在五刑之外，又有凌迟，充军和带枷发遣及廷杖刑等等残酷的刑罚。凌迟:明律将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凌迟刑作为正式的死刑执行方式，使之合法化，并对清朝的法律也产生了影响。充军:明律在五刑之外，将宋、元创设的充军刑进一步制度化，作为正式的刑名。所谓充军，就是强迫犯人在戍守地服军役。它是明朝除死刑外最重的刑罚。充军按遣放里程分为极边、烟瘴(均四千里以外)，边远(三千里)，边卫(二千五百里)，沿海附近(一千里)五等。均加杖刑一百，称为“五军”。充军按期限分为“终身”和”永远”两种。“终身”者服役到本人死亡为止；“永远”者则要罚及子孙，直到“勾尽补绝”，才能“开豁”。明代充军刑运用的十分广泛，流刑则“常设而不用”，实际上是以充军刑取代了流刑。这也反映出刑罚的加重。带枷发遣。明朝于五刑之外增设的酷刑。即让犯罪人带一百五十斤重枷前往戍守地。犯者经常不数日死亡，此种刑罚与死刑无异。延杖制度。明朝还将重典治吏的法外酷刑廷杖作为常制固定下来。所谓廷杖，即在皇帝的决定与监督之下，在殿廷之上对违抗圣命的大臣直接执行杖刑。由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