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人与儒学的关系香儒学的传播摘要：“儒者不入秦”是传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由对昭王问“儒术”、《吕氏春秋》的编纂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综合研究，秦人与儒学的关系应被重新认识。自荀子西入泰后，儒学已在秦地广为传播，对固有观念和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儒学；秦地；《吕氏春秋》；“焚书坑儒”战国中期，儒学不仅在东方六国中广为传播，而且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导。此时儒学在秦地的传播状况怎样?或者说秦人是如何看待儒学的?过去因受“儒者不入秦”及汉初反思秦暴政言论的影响，秦地是“人间地狱”、未通行儒家”仁义之道”等，成为主流观点。新出土秦简文献，又以《秦律》、《日书》、《为吏之道》等为主，也似乎为此提供了佐证。然而，就传世文献透露的信息而言，秦人并非不关注儒学，如荀子将儒学带到秦国，曾先后得到昭王及国相的礼遇，并向其请教“儒术”。儒学在秦地已开始传播，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应是最好的明证。此后，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应是儒学已严重威胁到秦人固有立国之本的结果。一、昭王“问儒术”看秦国儒学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说：“当秦昭王时，孙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孙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荀子不仅打破“儒者不入秦”的习俗，而且将儒家经典带入秦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昭王从之而问儒术”一语，可能是关涉到战国时期儒学在秦国传播的关键。由于过去学界将“孔安国后序”视为后人的“伪托”，致使人们多不相信孔安国的说法。但随着出土文献的面世，“孔安国后序”的重要价值逐渐受到重视，甚至称视为解读《孔子家语》的钥匙。而《荀子·儒效》中昭王与荀子的问对，不仅证明孔安国说法不诬，而且说明秦昭王等并不排斥儒学，这为儒学在此地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梁惠王问孟子“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的情境相似，秦昭王最关注的仍是儒学是否有益于秦国的统治。当他问“儒无益于人之国”时，荀子回答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在荀子看来，“大儒”应是“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典范。作为国君，昭王还关注“为人上者何如”的问题。其实，自儒学创立之日，儒家就尤为关注统治者的“率以正”，荀子自然亦不例外。他回答说：“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行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即为君之道的关键在“信乎人”，只要近乎此，天下国家就将呈现“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局面，而人君亦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师”(《荀子·儒效》)。由于儒学关注社会秩序，与君主关注统治长治久安的目标相合，这应是昭王称“儒术”为“善”的根本原因。当然，在战争成为主题的战国时期，昭王与其他诸侯相似，虽不排斥儒学，但也并未真正将儒术付诸实施。如有人说：“(荀子)深感秦统治者过于强调霸道，因此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实行‘王道’，‘力术止，义术行’以达到‘天下应之如欢’的境界。昭王虽称善，但对荀子的意见并没有真正采用，荀子不久离开秦国前往赵国。”可见，荀子游说秦国用“儒术”来挽救社会秩序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与商鞅单纯地以“帝道”、“王道”(《史记·商君列传》)等言语游说秦孝公相比，荀子的优势是将儒家经典带入秦国。正因荀子此举，儒学在秦国的传播就有了重要载体。孔安国的“悉有焉”一语，虽然并未说明儒学在秦国传播的状况，但毕竟使秦国士人摆脱”载之空言”的尴尬局面。儒学借文献载体在秦国社会得以逐渐传播。由于传世文献记载阙如，儒学在此后秦国传播的状况并不清晰，但与孝公闻“帝道”“时时睡，弗听”相比，昭王“问儒术”、范雎“问孙卿子”(《荀子·强国》)等举动，说明秦国上层社会强调“霸道”的固有国策有所松动，荀子游秦可以称为儒学西传的“破冰”之旅。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儒家“孝亲”观念也成为秦王与东方六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如清除掉政敌缪毐、吕不韦后，齐人茅焦曾劝赢政说：“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在权衡利弊后欣然接受茅焦建议，“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史记·秦始皇本纪》)。当然，赢政能接受“孝亲”观念，并非一蹴而就，应与昭王“问儒术”后，儒家观念在此地的侵染密切相关。二、从《吕氏春秋》看战国儒学《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组织“食客”编纂的一部旷世奇书。尽管编著者有吕不韦的“客人”、“智略士”以及“儒书”等分歧，但主流观点还是吕门食客整理其“所闻”，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即《吕氏春秋》以“百科全书”的内容，服务于吕氏的治国主旨。然而，研读《吕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