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MERGEFORMAT11http://chin.nju.edu.cn/dbzp_show.net?id=20&aid=73艾田蒲看“中国礼仪之争”叶潇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将内涵深厚的中国文化全面系统地介绍到西方世界，欧洲人为之动容。中国人也得以在古旧的文明中，输入了欧洲文化的新鲜血液。对文化“他者”的认识，历来都是认清自我、突破束缚、谋求发展的重要助力。然而，“中国礼仪之争”（历史上称为“LaGrandeAffairedelaChine”[1]，或“L'AffairedesCultes”[2]，现代多称“LaQuerelledesRites”）的爆发却封锁了这条文化航道。简而言之，“中国礼仪之争”是众口嚣嚣达数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文化大冲撞：来华传教士们就祭天祀祖等中国礼仪是否有迷信（Superstitions）与“偶像崇拜”（Idolatries）成分、能否与基督教教义并行不悖问题争执不休。本想息事宁人的罗马教廷不得不大费尽周折，为中国礼仪问题定性。欧洲人就中国礼仪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极大动摇了欧洲封建神权的绝对权威，焦头烂额的罗马教廷最终宣判中国礼仪属于迷信、禁止通融。此举导致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没落，也促成了文化桥梁耶稣会的毁灭。“中国礼仪之争”事件是研究文化对话与文化冲突的极佳文本，其学术价值难以衡量。欧洲启蒙大师与历代哲学巨人们多涉及过相关论题。博大精深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个极其罕见的经典学术课题，它跨文化、跨学科、多个世纪以来备受西方学界与亚洲学界瞩目。无论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史、汉学史与欧洲哲学史，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中国礼仪之争”。该课题也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以及当今国际学界的热门话题，其参考文献极大丰富：东西方原始文献汗牛充栋，中外学者在历史、哲学、宗教学、比较文学、汉学、宗教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等众多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数以千记。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中国礼仪之争”研究，大体上可划分为欧洲汉学家、美国神学家与中国史学家三大板块。当代学者在探讨该课题时，每每援引并推崇“法兰西最自由的精神”赫内·艾田蒲先生（RenéEtiemble，1901-2002）的巨著《中国之欧洲》（L'Europechinoise,t.Ⅰ,Ⅱ）。因此，本篇论文以“中国礼仪之争”为核心事件；以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与《耶稣会士在中国》（LesJesuitesenChine,1552-1773,laquerelledesrites,Julliard,1966）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参照尚蒂伊汉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一到四辑的有关论述[3]、维吉尔·比诺（VirgilePinot）于1932年发表的重要博士论文《法国哲学精神的形成与中国》（LaChineetlaFormationdel'EspritPhilosophiqueenFrance1640-1740）与谢和耐（JacquesGernet）的《中国世界》和《中国与基督教》（LeMondeChinoisetChineetChristianisme），解析艾田蒲对“中国礼仪之争”的具体论述。第一节艾田蒲其人及其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看法目前，法国从事艾田蒲研究的专家学者尚为数寥寥。然而，艾老却早已赢得广大中国学人的推重，其学术巨著《中国之欧洲》（上、下）的中译版分别于1992年与1994年在中国出版[4]。南大许钧教授、钱林森教授合译出版的这一版本，附录了大量有价值的一手资料，填补了国内艾田蒲研究的空白。目前，国内的报纸、期刊与因特网上，都不乏介绍艾老的名家手笔。今年，值艾老辞世之际，更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悠悠追思之情。一．艾田蒲与中国法国知名作家艾田蒲，同时也是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大师。他拥有多种殊荣，其比较文学著作《中国之欧洲》更荣获了首届巴尔桑比较学基金奖。艾老博学多才、涉猎广泛：他同时是小说家（《唱诗班的孩子》，1947；《纹身》，1961）、翻译家与悲剧作家（《贰心》，1948）；其博士论文《兰波的神话》在文学评论界闻名遐迩；作为法语文化的捍卫者，他的《你说英式法语吗？》（Parlez-vousfranglais?）广受欢迎；作为比较文学大师，他在《比较不是理由》（Comparaisonn'estpasraison,1963年）与《论（真正的）总体文学》（Essaisdelittérature(vraiment)générale,1974）中极力强调，必须也急需扩展我们的文学视野与文化视野。艾田蒲襟怀开阔，有拥抱全人类文明的世界主义博爱精神，与人道主义的清醒认知：“从本质上来看，人道主义将永远是个脆弱的秘密，而且，一旦掀起新宗教的怒潮，他便会经历苏格拉底的命运，也就是人类赋予耶稣基督的命运。”[5]严谨学风、全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