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中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肯定，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月革命的普遍道路，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斯大林模式实质上是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现代化的一种探索和创新，它开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崭新道路，同当时苏联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在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应该说斯大林模式确实发挥出巨大作用，很难有比它更好的选择。但在战后的和平时期，对这种模式应该加以根本性变革，否则遗患无穷。而一种模式一旦形成国家制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加以彻底改变。二、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启示中国作为曾经在国情、制度、模式都比较相似的国家，苏联的解体无疑会对其敲响警钟，第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把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首要任务。马克思早就阐明生产力是决定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人类历史也说明劳动群众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所需要的也就仅仅是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用中国古语就是：饥有所食，居者有其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然而苏联在这一方面做的却是差强人意，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有：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高度集中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及以后在这一体制下做的改革。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形式所逼，斯大林则是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只有短暂实行了不到五年的新经济政策考虑到了人民的需要。在经济结构上苏联着重发展重工业而长期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而与人民联系最密切德宝正是轻工业和农业，这一模式的结果就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国强民贫”的局面。中国在文革后吸取建国后三十年的教训和经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需要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苏联解体时绝大多数的苏联人民是木然的，他们感觉不到这个国家所给自己带来的福利，国家存在与否与自己无关，而中国在八九动乱中却稳定了下来这与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第二，推进政治改革，改变僵硬的政治体制，增强国家的政治活力，发扬民主，推行法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建设上是没有丝毫可以借鉴的经验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开创。在列宁主政时期深刻认识到这点的重要性曾提出要把集权思想浓厚的斯大林撤下，但没有实现。斯大林主政后在政治上创设了高度集权的体制，把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于苏共，苏共又集中于政治委员会，而政治委员会直接受到自己的控制，他曾直言，自己的权力相当于沙皇。这种将苏维埃置于形式，以党代政，剥夺地方自主权的必然的结果便是造成个人崇拜严重，斯大林领导苏联创造了辉煌，但这种体制同遇明主则强，遇庸主则弱，遇昏主则亡的君主专制总有一些相似。以后苏联历代领导人进行政治改革始终没有跳出这一体制，主要原因就在于改革者是集权思想的倡导者，他们认识不到问题的根本。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根本思想就是奉行民主，发扬法治，通过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政治协商会议，给各民主党派以参政议政的权利，改变文革中以党代政的局面，恢复政治活力。第三，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反腐倡廉。有一句话能说明这一情况“苏共在二十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二百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在两千万党员的时候苏联解体了”。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如，1918年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了，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强调“稳定”干部，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且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结果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苏共党员将苏共作为自己谋权牟利的工具，对其组织不具有任何的归一感，结果就是苏共被宣布解散时没有一个党员去维护自己一直宣布效忠的机关组织。这就足可以说明苏共腐败的程度了。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就一直做的比较好，加强党的建设，反对腐败从未松懈过，即使在十年动乱的文革之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情况下，针对新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发腐倡廉力度，从近几年落马的高官级别就可以看出这一决心。只有清明廉洁的政党，才能有较强的执政能力，能保持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心态，获得人民的支持，永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在交流的同时也需要防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苏联是世界大国，拥有令西方望而生畏的军工产业和军事技术，但由于其过度强调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从而限制本国人民与西方国家的交流这其中也包括科技交流，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