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宣德炉及其工艺初探[转载]宣德炉及其工艺初探2011年08月15日宣德炉及其制作工艺初探（书刊节录，标题为临时加上）“宣炉”，或“宣德炉”，是明宣德三年（1428年），由明宣宗朱瞻圣谕，由工部制作的一批鼎彝器的代称；名之为“炉”，其实还包括鼎、鬲、甗、簋等祭祀用器。其从合金成分选择，到铸造和表面处理技术，都表现了高超的技艺；尤其是表面仿古工艺，其“宝色内涵，珠光外现”[1]；数百年来，其一直受到世人推崇，是汉后铜器技术的又一杰出成就。一、关于铸造宣德鼎器的缘由据吕震等《宣德鼎彝谱》卷一载：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因有暹罗国王贡来风磨铜，明宣宗因“郊坛、太庙、内廷，所在陈设鼎彝，式范鄙陋，殊乖古制”，而命工部铸作。器物式样“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该书卷一云，第一次铸制了117种，3365件，皆为鼎彝器；该书卷五云，年底补铸了15684件，其中包括部分非鼎彝器。依此，宣德三年所铸宣炉总数便为19049年。但今世有人估计，此总数应为18000件左右[2]。但也有学者认为“宣德铸炉，综计不过五千余座”[3]。圣谕是由司礼监太监吴诚宣示的，敕谕工部尚书吴中执行；由礼部尚书吕震、太常寺卿臣周英，以及太监吴诚等汇著器物图谱进呈；由吴诚监督冶铸；最后，吕震等又奉敕将有关资料编次成册，即今日所见《宣德鼎彝谱》一书，这是我们直接了解宣炉冶铸事项的宝贵资料。在这批鼎彝器中，也许是由于“炉”最引人注目，或后人仿制者最多的缘故，随着岁月的流逝，“宣德炉”或“宣炉”，就成了这批鼎彝器的代称①。自明代起，民间对铸造宣炉的原因便有种种误传，说其为“某库偶灾，金银杂铜锡化作一团，命以铸炉。”[4]对此，明天启年间的项子京在《宣炉博论》中便已说得十分明白：（1）“金银铜铁玉，刚柔之质不同；其性也，则各不相入，忌能一熔即合”？（2）“或金银铜钱（铁）同熔者，付分（金）炉可以各项销出”。（3）“查宣庙实录，自登极以至升遐，十年之内，并无内藏被灾之事”。这些话都说得十分在理。―――――――①参与主持此事的太子太傅礼部尚书吕震等编撰《宣德鼎彝谱》一书时，从书的名称到内容，都是“鼎彝器”一名；天启丙寅（1626年）项子京撰《宣炉博论》一文，便以“宣炉”来概括了宣德三年（1428年）铸造的所有鼎彝器。二、关于宣德鼎彝器的合金技术和熔炼技术《宣德鼎彝谱》卷一、卷二记载了工部呈进御览的第一批鼎彝器的用料疏，其中包括各种物料的名称、数量和用途。其金属用料是：（1）暹罗风磨铜31680斤，“此铜作铸造鼎彝诸器用”；（2）倭源白水铅13600斤，文献上说“此铅作铅砖，铺铸冶局地杂用”；（3）倭源黑水铅，6400斤，文献上说“此铅作铅砖，铺铸冶局地并杂用”；（4）日本生红铜，800斤，“此铜作烊铜用”；（5）贺兰国花洋斗锡，或叫贺兰国花洋锡，640斤，“此锡作烊铜用”；（6）此外还有黄金、白银、水银，作鼎彝器之商、嵌、泥、流（鎏）等之用。自然，此“暹罗风磨铜”即黄铜，在《宣德鼎彝谱》中又曾称之为暹罗洋铜，是铸造宣德炉的基本用料。“日本生红铜”即是普通红铜，“贺兰花洋斗锡”即金属锡，此二者都是用来调剂合金成分，并改造合金铸造性能的辅助性材料，即所谓“烊铜”、“烊锡”。“倭源白水铅”和“倭源黑水铅”的用量较日本生红铜和花洋斗锡都大，但其是为何物，为何用来“铺地”？则疑问颇多，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下面再作讨论。可知宣德鼎彝器是以黄铜（风磨铜）作为基本原料铸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成分配比却难得详知：一是作为基本原料的风磨铜成分难以了解；二是铜作反复熔炼的程度，和锌的烧损量不明；三是“作为重要原料的“倭源白水铅”、“倭源黑水铅”的真实含义和用途不明。由前第三、五节的大量文献记载看，明代黄铜器多属“三七黄铜”或“四六黄铜”，而文献上又说宣炉色泽十分艳丽，故我们推测，其当以四六黄铜为夥。宣炉的熔炼十分讲究，通常都要反复多次。吕震等《宣德鼎彝谱》卷六所载诸器有“五炼”、“六炼”、“八炼”、“十炼”、“十二炼”等说。如大明之神供奉三足金乌鼎，重18斤6两，“十二炼洋铜铸成”；夜明之神供奉玉兔朝元鼎，重14斤9两，“十二炼洋铜铸成”；风伯之神供奉巽宫卦象鼎，重15斤9两，“十二炼洋铜铸成”；雷达公之神供奉震宫卦象鼎，重9斤4两，“十炼洋铜铸成”；先农之神供奉一元大武鼎，重1斤，“八炼洋铜铸成”。其中使用较多的是“十炼”。不管“十炼”还是“十二炼”，具体操作书中并未说明。将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