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幻象背后的文化建构——简评格拉斯哥学派的电视新闻理论格拉斯哥学派是基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下的一个学术研究小组，该学术团体成立于1974年，成立以来大多数的出版作品均冠以“格拉斯哥媒介小组”（GlasgowMediaGroup）的称呼。其研究成员有约翰·埃尔德里奇（JohnEldridge）、格瑞格·费娄(GregPhilo)、大卫·米勒(DavidMiller)、简妮·凯金格(JennyKitxinger)等。30多年来，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始终保持着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与批判力，他们聚焦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重大社会事件和国际问题，采用社会学方法剖析和评估西方媒体的表现，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尤其是在电视新闻领域更是有着透彻的分析与独到的见解。一、研究背景及方法论倾向20世纪70年代，格拉斯哥学派开始对电视新闻进行了分析。在这一时期，各种制度相对稳定，欧美的广播电视商业化、私有化进程正在有计划地启动，但人们仍然很关心公众广播的价值和目的，电视分析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随着电视的普及，在很多国家电视新闻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与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图像信息就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吗？1974年，以约翰·埃尔德里奇为首的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几名教授获得了一项研究基金，他们试图发现电视新闻的产品属性与建构过程，着重考察在客观、公正、中立的名义下，媒体的表现如何？尤其是对于那些发生在国际背景下的有争议的事件。格拉斯哥媒介小组是在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基础上成立的，因而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十分注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社会学一词是在19世纪初由法国学者孔德提出的，他主张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探讨社会现象，这就形成了社会学最初的经验、实证研究。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费尔德发展出了应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发展了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并使之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论之一。另外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就是与之相对的定性研究，它更偏重于理论研究，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到研究资料，再对其进行相关的内容分析。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可以互补提高，促使社会研究的领域涵盖到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社会学方法全面介入到了媒介研究领域，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日渐衰退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相继繁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了。这一时期，更为流行的媒介批判理论来自于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研究着重文本内容分析，却不能很好地说明由某种商业、政治或文化环境决定的研究成果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联，理论经常与经验调查和分析相分离。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媒体调研项目，考察媒体的公平报道、媒体机构与政府权力的关系等，将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也为媒介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实用的教学内容。有一些明确的迹象显示（特别是格拉斯哥大学和莱斯特大学），社会学重新将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它至少应拥有和前10年所普遍关注事务的平等地位：那些关注主要是阶级、阶层和劳动力。霍华德·H·戴维斯《媒介研究：谁的议程？》出自《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英]约翰·埃尔德里奇主编张威邓天颖主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媒介研究与媒介批评领域中的回归，不仅为媒介研究提供了更实际、更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大大扩展了研究的领域，格拉斯哥媒介小组更确立了以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批评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框架，将媒介的发展与种族、性别、精神病患以及战争、权力等多个社会话题领域紧密地联系起来。二、格拉斯哥学派的电视新闻观国家权力与媒体真实的协同在大众传媒时代，新闻是整个社会政治信息体系的核心，尤其是快捷、现场感十足的电视新闻，更成为人们了解社会的首要信息渠道。对于一个国家政府来说，公共信息的传播势必会影响到政府工作的运转，然而电视新闻在向公众报道政治新闻和危机新闻时是否准确可靠，官方信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媒体的运作都是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立场上，认为国家权力在建构媒体角色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国家以积极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介入到媒体的发展过程中，塑造着传播媒体的调节与规范形式。国家权力的这种介入姿态更被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概括描述为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四个过程。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等译《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96-197页与这种批判理论相呼应，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进行了工会组织与英国媒体的关系、艾滋病受众认知研究、尼加拉瓜选举个案研究等专题项目的调研，通过详细记录、研究电视新闻对这些话题的采访和报道，用微观领域的内容与受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