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坐标·现实路径】预算公开：给政府打分的人作者：南方周末记者陈中小路通往理想生活的道路，就在每个公民的脚下。南方周末记录了一些探索者的故事，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推动对一些关键领域进行改革。十多年来，蒋洪和其团队一直坚持推动预算公开。最初，他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呼吁者，甚至即使主动申请也无法得到大会发言的机会；现在，他已经有了许多同行者，在全国两会时被邀请做大会发言。尽管依然艰难，但他们已经决定把财政透明度项目再延长5年。孤独的反对票上海财经大学的财政学博导蒋洪已年过花甲、白发满头。从还被人称为“青年学者”时起，蒋洪就被一个问题困扰——“我的专业是财政理论和政策分析，政府的财政预算信息是研究必需的资料。但长期以来，我们能够查询到的财政信息不仅数字笼统，而且发布滞后，比如有的统计年鉴，两年后才能查到，这让我和同行都无法及时、深入地分析财政问题。”1997年，47岁、正年富力强的蒋洪，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那之前，他一直以为，人大代表肩负审议政府预算报告的职能，触及的财政预算信息要比一般学者翔实得多。等狭嘶幔⒌绞滞返谋ǜ嫒盟母惺罢?和社会上所能看到的，也差不多”。“如果无法了解清楚钱从哪来去往哪里，人大代表很难判断钱花得对不对，可现实是仅提供一些简单的报表。”于是，蒋洪开始通过分组讨论会发言和递交议案的方式，要求改变。蒋洪回忆，当时自己谈了三个要求：一是要求审查财政预算，不能只公布一部分钱的预算报告，必须把各种预算外资金、制度外资金的报告一起完整地拿出来；二是不能只有粗线条的信息，必须把钱到底花哪去了讲明白，预算必须细化；三是通常一个公司衡量财务时会从现金流量和资产负债两个角度来衡量，财政也当多角度衡量，那些过去花掉的钱并没有消失，有的已经变成资产，同样需要纳入监督和考量。等坐在上海展览馆大会堂里，要投票表决预算报告时，蒋洪决定弃权，“不能了解实际的预算情况，我无法对此报告负起一个人大代表的责任”。那时上海的人代会还是实行举手投票，三千多平米的挑高大厅内，念到投弃权票时，在八百人大代表中间，蒋洪孤零零把手举了起来，一时前后侧目。不过，蒋洪掷出的要求，以及“忤逆”的弃权票，波澜不惊，“政府没有人找过我，媒体也不关注这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就这样，蒋洪当了两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上面那番话，一说就是十年。到后几年，蒋洪在举手表决时，索性改成了举手投“反对票”，理由是“多次呼吁，但预算报告始终达不到有效审查的要求”。但他依然是孤零零的反对票举手者，有一次，后排一位人大代表以为他搞错了，好心提醒说“这是反对票哦”。不再孤零零2008年，蒋洪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去北京开两会。到了政协，他发现政协和人大的会议形式有所不同，政协有一个人大所没有的大会发言。蒋洪想让更多人关注自己在上海已“老生常谈”过的预算问题，便写了一份发言稿，去要求发言。这份发言稿的标题是《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都白了》，“这话看起来有些夸张，但这件事我从四十多岁盼到了快六十岁，确实是黑发人也变了白发人。”蒋洪没能争取到发言的机会。不过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这位孤零零的举手者身边。这年春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行，这项要让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新规，被认为是革新之举——政府不仅要主动公开诸多类型的信息，公众还可以通过申请的方式，获取更多政府信息。这些看起来鼓舞人心的举措，也引来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蒋洪就是在读报时了看到这个条例。专业敏感度让他留意到，财政预算公开被条例纳入了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范畴。受此启发，由蒋洪担任主任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团队，随即启动了一个观察中国政府财政透明度的五年期项目，“很多年轻教师，对这个项目非常积极”。蒋洪团队所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财政信息的完整性、详尽性和多角度的原则，设计出一个评价体系，再组织学生通过网络查询、出版物梳理和申请公开等多种方式，收集各省财政信息，再比对评价体系，根据财政信息公开程度，给各省的财政透明度打分和排名——对方态度好不好、回复得是否及时，都不重要，“我们看的是他们到底能披露出多少财政信息”。“从来都是政府给别人评判和排名，这一次反过来，由我们来评判政府。”蒋洪说，工作量很大，需要向31个省份多个部门逐一去函申请信息，还需要完成大量的网络查询工作，调动了上百学生参与。蒋洪和他的团队，不是这年里唯一吃条例螃蟹的人。在深圳，海归商人吴君亮也组织了一个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向数十家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