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文化转移保存于东晋南朝说（完整版）实用资料(可以直接使用，可编辑完整版实用资料，欢迎下载）五凉文化转移保存于东晋南朝说——以河陇禅法的外播为中心由于永嘉之乱后，河西为人口迁入区，文化发达，北魏平定凉州后，又把河西士族三万户强行迁入平城，因此学界总以为五凉时期的河陇文化主要对北魏、北齐有重大影响。其实五凉文化影响的不止是北朝，对东晋南朝亦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河陇禅法外播过程的考察，证明南渡到长江流域的河陇禅僧要远多于东迁平城的人数，即河陇禅法对东晋南朝的影响要远大于北魏。其中的原因是，一方面河陇禅生与北魏政权交恶，加之魏太武帝灭法，使人心向背；另一方面，五凉政权视东晋南朝为华夏正统，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颇为频繁，加之东晋南朝从帝王到士人和地方官员大多都尊信佛教，对造诣颇高的河陇禅僧礼遇有加，因此长江流域就成了河陇禅僧向外迁移的最佳去处。他们南渡后对东晋南朝的佛教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河陇不仅仅是丝绸之路的走廊地带，河陇的民众还是东、西文化的传播者。一、引言五凉时期的河陇，为北中国的文化中心。有关这一中心对北中国学术典章制度转移保存方面的作用，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西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6-47页。北朝文化系统中之所以“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是因为北魏平定凉州后把大量河西士族迁往平城后造成的。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魏军破姑臧，沮渠牧犍降，北凉亡。《魏书·世祖纪》载：“（太延五年）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馀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馀家于京师。”如果按每户五口计算，估计至少有15万人从凉州被迁往平城但《太平御览》卷124《偏霸部》八所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则说被强迫迁移的沮渠牧犍的宗室、士民为十万户：“九月，面缚出降，魏释其缚。徙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这个庞大的移民队伍中，还有在河西的粟特商人，《北史》卷97《西域传》粟特国条记：“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掠。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在这支庞大的移民队伍中，声名卓著的河西士人赫然在列。他们是敦煌索敞、张湛、阚骃，武威阴兴、段承根，金城赵柔、宗钦，流寓到河西的广平程骏、程弘、河内常爽。如果把这一事件前后主动归附或被迫迁徙，以及此前即已入魏的河陇士人和流寓河西且早在河陇政权中任职的士人统计在内，河陇迁往平城的士人家族约有15家之多。他们分别是敦煌刘氏、索氏、张氏、阚氏、宋氏，武威阴氏、段氏、王氏，金城赵氏、宗氏，陇西李氏，晋昌唐氏，流寓到河西的广平程氏，河内常氏，清河崔氏。然而无论这次移民是多么的彻底，也不可能把河西学术人群一网打尽，全部迁移至平城。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从酝酿到爆发，再到结束，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这期间必然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四散奔逃。即便是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人，在凉州到达平城的漫长迁移旅途中，也完全有可能中途脱逃，到了平城后再行逃走的也大有人在。况且这次徙民，主要是以铲除盘踞在河陇的士族为主要目的，普通百姓自然不在北魏军人竭力搜捕之列。而恰恰是那些隐身于民间的有识之士，在日后的四方漂泊中完全有可能把河陇文化带向四方。那么这些从北魏铁骑手下逃出来的河陇人士，能去什么地方呢？西域是一个能去的地方，但必定是化外之地；板荡的中原能去，但无异于从泥坑跳到火坑，改变不了其生存窘境；唯一能去的就只有南朝了。然而流寓南朝的河陇士人的情况，见于史乘者少之又少，以至于这个论题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五凉时期的河陇，高僧辈出，即便那些当时知名的高僧被迁往平城，而留在当地、虽不知名但却学养丰厚的年轻后生，亦能在日后南下江左的过程中，把这一文化现象清晰的展现出来。本文正是通过对禅修僧人流徙的研究，来揭示魏晋以降的河陇文化外播的。研究表明，河陇文化既有转移保存于北魏的情况，也有转移保存于南朝的事实。二、河陇禅法的译介与修习魏晋南北朝时期，河陇是全国佛教发达地区之一，由河陇出产众多高僧就可见其一斑（参见表7-1）。河陇佛学在两个方面最有建树，一是凉土译经，二是凉州禅法。其实，译经与禅法之间是二而一的关系，正是因为译经高僧的译介，才使禅法得以在河陇广泛流播和修习。表7-1《高僧传》所载河陇僧人表十科卷正传生卒年出生地时代驻锡地译经一竺昙摩罗刹（竺法护）敦煌晋长安竺佛念（384-422）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