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人概念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下(二)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形成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民法体系模式之所以发生上述重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近代德国出现了古典私权一般理论，这种独特的理论形态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逐渐在德国民法学中占据基础地位，改变了人们对民法现象的观察视角与思考方式，并最终影响了民法的体系构造，其具体的影响方式分述如下：1.民法总则的形成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采用“总则+分则”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是19世纪德国民法教科书——尤其是潘得克吞法学派的教科书——结构的翻版。在18世纪之前，民法教科书中并不存在“总论”这一部分。民法总论诞生之时恰恰是古典私权一般理论的兴起之时。正是由于在18世纪晚期德国民法学出现了追求抽象化与体系化的学术倾向——这种学术倾向的原动力来自基于伦理人概念之上的理性(自然)法学——才产生了私权一般理论，从而产生了在民法教科书中设置总论部分的必要性。民法总论是私权一般理论的容器，私权一般理论构成民法总论的核心内容。因为伦理人概念为德国民法学开启了权利思维的大门，在当时的民法学家看来，民法是关于各种私权的规范体系，而各种私权均涉及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变动、权利救济、权利的时间限制等一般性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就是私权的一般理论，它对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具有普适性，所以应当置于民法教科书的第一部分，称之为“总论(AllgemeinerTeil)”。事实上，所谓的“总论”就是“一般部分”，其所包含的当然应该是一般理论。19世纪前期，随着古典私权一般理论的勃兴，“总论+分论”的结构模式已经成为德国民法教科书的标准结构。黑格尔的学生爱德华·冈斯(EduardGans)在1827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德国民法教科书都有总论，人们已经习惯于区分总论与分论。[28]到19世纪中后期，这种教科书的结构模式开始被立法采用。1863年颁布的《萨克森王国民法典》[29]的第一编即为“总则”，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阿诺德·海泽的《普通民法体系纲要——潘得克吞讲义》第一编“总论”的结构，其各章依次是“关于民法”、“人”、“物”、“行为”、“权利”(主要涉及权利的行使)、“权利的担保、保全与救济”。如果说《萨克森王国民法典》的总则是早期潘得克吞法学私权一般理论的产物的话，那么，《德国民法典》总则就是后期潘得克吞法学私权一般理论的立法应用。《德国民法典》总则分为七章，分别是“人”、“物”、“法律行为”、“期间、期日”、“时效”、“权利的行使、自卫、自助”、“提供担保”。如果将其与温德夏《潘得克吞法教科书》第二编“权利的一般”对照以观，可以发现二者非常相似：前者的第一章相当于后者的第二章，前者的第三、四、五章分别相当于后者第三章的第二节“法律行为”、第四节第二部分“期间的确定与计算”、第四节第三部分“时效”，前者的第六章相当于后者的第四章“权利的行使、侵害与保护”的前三节，前者的第七章相当于后者第四章的第五节“担保”。[31]二者的区别只有两个方面：一是章节的划分略有不同，《德国民法典》总则划分得更细;二是《德国民法典》把物(权利客体)的一般规则放在总则，而温德夏则将其放在《潘得克吞法教科书》第三编“物权法”的第一章，在这方面，《德国民法典》总则沿袭了早期潘得克吞法学家的做法——无论是达贝罗、蒂堡、还是海泽的“总论”都包含“权利客体”。无论从逻辑架构的角度看，还是从立法史的角度看，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的总则都是以私权一般理论为学理基础的，其形成的近因是私权一般理论的诞生，远因则是植根于伦理人概念的古典自然权利义务理论。2.民法分则体系的形成潘得克吞式民法分则体系由物权法、债权法、家庭法、继承法组成。这种体系由古斯塔夫·胡果首创。胡果1789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阶梯》划分为五个部分：物权(Realrechte)、债权、家庭权(Familienrechte)、继承权、程序。显然，这个体系是以私权分类理论为基础的。在该书的序言中，胡果认为有些法学原理适用于当事人，在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知到的东西，即权利，另一些原理涉及程序，适用于法官。随后，他把权利划分为两大类：不直接涉及“我的”与“你的”的权利，包括家庭权与继承权;直接涉及“我的”与“你的”的权利，包括物权与债权。[33]据此，胡果把实体民法划分为四个部分。胡果在当时尚未形成完备的私权一般理论，仅仅对权利的概念与分类进行简要的阐述，这只能算是私权一般理论的片断，正因如此，其民法体系构想并不稳定。在1799年出版的《民法课程教科书Ⅰ：法学百科》中，他放弃了实体民法的四分式体系，重新回到了中世纪末期的三分式体系，把私法划分为人法、物法、债法。[34]其中“人法”包括人的身份与家庭关系，这样，家庭法又回到“人法”的框架之内，丧失了独立性，继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