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员工人口学变量、工作特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工作压力的作用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长沙及广州266名企业员工有效样本的测查，考察了员工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特征变量上的差异，探讨了工作压力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发现不同年龄、学历、企业所有制、行业和工作岗位的员工的幸福感水平差异显著，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特征对幸福感有交互作用。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学历和工作类别变量分别直接影响幸福感，年龄和学历还通过工作压力间接影响幸福感。关键词：主观幸福感，人口学变量，工作特征，工作压力问题的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的感受却降低了。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背后，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社会学家和生活质量研究者开始关注主观的生活质量，有的学者开始怀疑幸福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对于人类幸福的决定意义，对传统经济学中仅仅以人均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率、人均寿命和教育等等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指标的方法提出挑战。为此，他们提出“生活质量”概念，强调主观的精神生活水平对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格兰特、马斯洛以及西格诺里博士倡导了积极心理学运动，着眼于理解及构筑人性的优点和力量，以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过上幸福愉快的生活[1]。在积极心理学运动中，主观幸福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简称SWB）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幸福的感受与评价，它包含三个相互关联而又不同的因素，即对个人生活的整体评价，近期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频率。尽管过去对SWB的研究绝大多数以老年人、大学生、青少年和城市居民为对象，但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家们也开始注意到研究员工幸福感的重要意义。美国著名心理学家Diener所带领的团队经过20余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与不快乐的人相比，快乐的人免疫系统更强大，寿命更长；工作、生活更具创造性；工作更努力，更乐于助人；人生更为成功，拥有幸福的婚姻和更多更好的人生机遇，在领导岗位上更为成功；面临困难时能更有效地应对。因此一些西方公司已经把幸福和快乐的水平作为员工招聘的一项考核指标[2]。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民的幸福感受却降低了。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在十点量尺上的得分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3]。无独有偶，由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联合网易等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工作幸福指数调查”，共有5350位在职人士填写了问卷。结果显示，中国职场人士的工作幸福感并不是很强，整体工作幸福指数处于中等偏下状态，而且在工作中体验了较多的负面情绪[4]。员工幸福水平对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快乐员工的缺勤率和离职率较低,表现出更高的组织承诺[5]。从组织层面看,组织的快乐氛围与生产力(ｒ=0.31)和利润率(ｒ=0.36)显著相关。不仅如此,Ｗｒｉｇｈｔ和Ｃｒｏｐａｎｚａｎｏ(2000)发现,由管理者评估的员工绩效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ｒ分别为0.32和0.34)[6]。以往关于员工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绩效的关系。而在影响因素中，主要集中在职业特征如工作自主性、技能运用的机会，工作角色的要求，工作多样化，薪酬和人际关系等[7]。而没有关注不同的企业性质和岗位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因为不同的企业所有制下，企业文化，薪酬政策，职业路径以至组织生活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处在不同岗位上的员工由于其工作性质，所承担责任以至在组织中的地位和待遇都有较大的差异，这可能影响到员工的幸福感。长期以来西方对员工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作满意度，而工作满意度是对工作的认知评价，没有涉及到工作中的情感体验。虽然关于员工幸福感的研究较少，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员工的组织承诺、自我效能感和价值观充当了工作压力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8][9]。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揭示工作压力本身对幸福感所具有的预测作用。我国改革开放是从企业转化经营机制开始的，处在转型期的企业员工承受了极大的转型压力，他们的幸福感水平如何？不同岗位和所有制下的员工工作压力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是否会影响到员工的幸福感？是否工作岗位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通过工作压力的调节起作用的？基于以上思考，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1：：不同学历和年龄员工幸福感存在差异。低学历员工的幸福感会低于知识型员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员工幸福感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