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中的饮食文化◆陈国新屈原创作的《楚辞》，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中华文化史上为我们保存了享誉世界的“楚文化”，特别是留下了丰富的饮食文化。《楚辞》中记录了大量的饮食习俗、烹饪方法与技巧、宴席菜肴与菜谱，为古老的秭归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记忆。饮食是人类物质文化和民族文化、社会习俗各个组成部分中，最能反映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多年前，屈原创作的《楚辞》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离骚》、《九歌》、《九章》、《招魂》等篇章中，大量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在饮食文化上的遗存。诗篇中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楚先民们在那时吃什么，怎么吃法；喝些什么及菜肴的种类，而且还让我们了解到是如何对食物进行配制、加工、储存等方法。古籍记载及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古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食。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１］这说明楚国当时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物产也很丰富，食物来源也很多。汉《盐铁论·论菑》也载：“越人美鳖蚌而简太牢”。［２］晋《博物志》卷一载：“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楚辞》，不觉其腥臊也”。［３］隋《玉烛宝典》载：“煮龟蒸鱔，南方妨食水族耳，非内地所行。”［４］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就善于种水果和蔬菜。《周礼·地官·载师》记录：“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效十一，远效二十有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５］周朝当时对园圃征税很低，非常适应各诸候国的种植业，这种制度是楚国园圃种植业兴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吕氏春秋·本味》载楚国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６］，《战国策·赵策》载：“云梦橘柚之地”。［７］《庄子·山水篇》记载孔子困于陈、蔡而“食杼栗”。陈、蔡二方国是楚的占领国。《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先王熊绎“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８］桃即桃树，棘是枣的原生果，就是野生酸枣。这句话是说楚王熊绎在那个“衣衫褴褛”的年代，多以水果为食物，而艰苦创业的故事。屈原故里的人民善捕猎和采集动、植物，也在饮食构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楚地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很多。《史记·货殖列传》载：“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９］“饶”是指南方湖泊湿地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又如《战国策·宋卫策》载：“汉水鱼鳖龟为天下饶”、“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１０］“盈”就是太多了。《吕氏春秋·本味》载：“洞庭之鯆，东海之鰑，醴水之鳖”。［１１］《战国策·楚策三》载：“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１２］《楚策四》载：“蔡圣候食湘波之鱼”。［１３］诸多文献资料表明，南方楚民族采集物品种类繁多，《夏小正·四月》载有“秀幽”、《礼记·月令》载有“苦菜秀”，秀是指开花，这里反映出楚人在夏正四月苦菜花开时采之为食。《九歌·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间”，是否可以理解为采集三种野菜。在江陵出土的竹简中有“东瓜鳖裙蒸”，就是清蒸甲鱼，再配上冬瓜，真是汤鲜味美，鳖肉也好吃。除古籍文献记载以外，在近、现代史上的众多考古发现，也充分证明了楚人饮食文化的渊源及厚重。从东南沿海的河姆渡新石器遗址、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新石器遗址中，均发现了粳、灿稻谷的痕迹及遗物。在楚都江陵纪南城内陈家台，发掘战国时期的铸造作坊遗址，发现有五处被火烧过的稻米遗址，其中最大的一处长约３５米，宽约１５米，厚约５—８厘米。属战国时期的江陵望山一号墓出生的铜鼎里，存有许多牛、羊、猪、鸡等的遗骸；在二号墓中还发现了有调味品的生姜、小茴香及蔬菜。长江马王堆一号汉墓简文载，该墓随葬的蔬菜有芋、葵（冬葵、冬苋菜）、芥、菘（白菜）等；二号汉墓的简文和帛书中分别提到了枣、柿、石榴以及砂梨。随县曾候乙墓中出土的一种青铜炒炉，上层盘内盛有一条鲫鱼、一条鳙鱼，下层盘内放有木炭，笔者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火锅”。《楚辞·大招》“煎鲫臛雀，遽爽存只。”［１４］就是上述真实的描写。屈原故里饮食文化的传承据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南方民族种植水稻的历史已达七千多年。《离骚》“折琼枝以为馐兮，精琼靡以为餦”，此句诗的意思是说将大米磨成米浆，然后蒸成糕。现在人们经常吃到的“发糕”就是从那时传承下来的，屈原家乡的秭归人到现在还有把新鲜的桂花（有时是玫瑰花瓣或是红枣之类）嵌在发糕上蒸了吃的习惯，确实别有风味，而且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