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华文化生成的地理环境(二)、使中国人形成了狭隘的文化世界观由于长期生活在狭隘、封闭的环境中，直到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极其狭隘。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天朝上国自诩，认为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并以自我为圆心，将外部世界划分为两个同心圆：一个是朝鲜、越南、尼泊尔等朝贡国家；一个是更为荒远难稽、偏处化外的夷狄。这种浅陋的地理知识，强化了“中国中心论”的文化世界观，形成了民族畸形的对外心态。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的。但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则与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密切相关。人类对自然提供的可能性有自己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经济形态、社会政治制度、人类本身科技水平的高低等的影响和制约。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下，今天，我们的民族却能以宽广博大的胸襟冲破封闭的攀篱，致力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中。第二节中华文化生成的经济环境(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三、经济环境对中华文化生成的影响(一)使中国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人们习惯于将天与人、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系统加以思考。在维持生态平衡问题上，中国古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主张人为参与的人化自然生态平衡反对人为参与的纯自然生态平衡。(二)使中国人产生了重实际的民族性格“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我们的祖先在辛勤的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的一条朴实的真理。这种重实际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始终没有对追求来世的宗教陷入全民族性的痴迷程度，而相反却恰恰注重今生，注重当世。(三)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为了防御外族侵袭，对内维护社会的安定，建立一个权威巨大的集权帝国，是全民的需要。正是因为有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壤，才培育出了“东方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君主专制主义与民本主义思想是相反相成的，他们一同构成中国农业社会政治思想的主体。此外，中国人的安土乐天、崇尚中庸、求统一、求和平的民族心理，也与农业社会的经济土壤密切相关。第三节中华文化生成的社会制度环境(二)家族制度不绝如缕家族——作为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自从周代以来，一直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家族制度得以维系，主要依靠祠堂、家谱、族田三个要素。祠堂供奉祖先的神主牌位，每逢春秋祭祀，全族成员在此隆重祭祀先祖；家谱是家族的档案、经典、法规，家谱详细记载全族的世系源流、子嗣系统、婚配关系、祖宗墓地、族产公田、族规家法；族田是家族的公共田产，又分为祭田、义田、学田几类，族田主要用于招佃收租。中国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的显著标志，是族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大影响，它与政权、神权、夫权共同构成维系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四大力量，它支配着或者说弥散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教育、家教、习俗等等，都打上了其烙印。(三)“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最鲜明的结构特征。“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无论家与国，其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浓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封建社会是宗法封建制。这种“家国同构”的特征，就要求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同一，即忠孝相通。二、专制政体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君主专制政体便得以确立。直至封建社会晚期，这一专制政体长盛不衰，这种专制政体具有如下特点：(一)具有绝对意义的权力顶峰，即最高权力这种最高权力最终会归属一个人，即专制君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的权力越来越绝对化。这种专制制度的权力机构层层叠叠，由中央而省、由省而府、由府而州县，形成一个上头尖、下面大的庞大的金字塔结构。(二)这种专制政体不仅源远流长，且与宗法制度密切相联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于秦代，比西方要早2000多年，早熟的农耕文明及血缘社会组织是专制集权制度得以滋生的土壤。中国在奴隶制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君临一切、高高在上的集权政体。封建专制制度形成后，虽然曾对宗法制度有过冲击，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摇撼。一方面，小农经济需要宗法制度来维系，而这种散沙一般的小农经济又是封建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由宗法制度派生出来的伦理文化又十分有利于专制政权。因而，宗法制度及其派生的伦理文化又得到了巩固和弘扬，逐渐演化为‘三纲五常’等一整套体系，成为巩固专制皇权的得力工具。在五伦之中，君臣一伦被放在首位，‘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皇帝集天、地、君、亲、师为一身，既是最高的行政首脑，也是最大的家长。产生于秦代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余年。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中国达38年。专制统治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