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二）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兴起的历史背景；基本理论主张；鲁迅、茅盾等与倡导者的论争二、“左联”的成立及其活动(二）左联的理论纲领（三）革命文艺刊物（四）左联的主要文学活动（五）局限三、左翼陈营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1、“左联”的缺点与错误2、“两个口号”论争的背景。“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关于“人性论”的论争1928年《新月》创刊，主要人物是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等。在创刊号上，徐志摩发表了《〈新月〉的态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梁实秋更是打着“人性”的旗帜抹杀文学的社会阶级基础，他接连发表了《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他说资本家与劳动者“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并提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创造。”鲁迅等人的反驳二、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1931年12月——1933年）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思想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学运载抱有不同程度的怀疑与不满情绪，指责左翼文坛是“目前主义”，不顾“文学的永久的任务”。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谴责民族主义文艺“是中国文艺界上一个最可耻的现象”，“是比所谓颓废派出所下流百倍的东西”。他们宣扬“艺术家宁愿为真实而牺牲正确”，把文学革命，艺术真实与革命的政治对立起来。当时左翼作家从独立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维护文学的党性原则出发，对他们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是必要，但同时也暴露左联的某些严重缺点。如采取一些简单粗暴方式，把对方划进反动派的民族主义者的阵营，在批驳中往往显露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偏差，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机械的解释，走向“政治即艺术”的极端。在这场论争中，鲁迅采取了慎重稳妥的态度，他在《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两文中，既没有把第三种人划入敌人的营垒，也没有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简单化的解释，尤其他提出：“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口号，这对消除论战中“左”的理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有一定的作用，京派是30年代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主要阵地形成的北方作家群。朱光潜、沈从文是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将“和平静穆”作为美学追求的极至和最高境界，泯化一切现实，以达到内心“无矛盾，无冲突”的美学观。他们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鲁迅等提倡战斗的力的美，与之论争。1932年，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1934年9月，主持出版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次年九月，又有《宇宙风》问世，以这三个刊物为阵地形成一个标榜“性灵文学”的文学流派。这派始终打着中间旗号，正如林语堂说：“东家是个普罗，西家是个法西，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想做人罢。”（有不为斋丝书序））企图寻找一条社会现实斗争之外的道路。在文学上鼓吹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写一些游戏消闲、幽默诙谐、评茶说鬼的小品。但正如鲁迅等左翼作家这样批驳：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逐渐挟庸”，这是十足的“抚慰劳人圣药”，“麻痹”民族灵魂的“麻醉性的作品”。1934年，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创刊。它成为《论语》的对立刊物矩翼作家自己的散文小品园地，促进小品文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四、30年代文学的基本面貌与特点（二）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三）30年代的中国文学，与20年代的文学相比，表现出显著的不同：1、创作思想2、题材内容3、形式体制4、创作方法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