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探索单元一（完整版）实用资料(可以直接使用，可编辑完整版实用资料，欢迎下载）學習探索單元一：當婦產科醫師碰到傳統產婆上圖或多或少告訴我們，台灣傳統產婆到近代婦產科興起的變遷。本探索單元主要想理解此變遷。筆者首先將以高敬遠醫師為例，說明日本殖民醫學中的婦產科，一開始在台灣發展，碰上台灣傳統醫療時，無力而發展緩慢。不過，驚人的是，在半個世紀之後，1920-1970，婦產科成為台灣主流西醫中的四大科。1970是個分水嶺，當年台灣婦女在醫院生產的數目與助產士接生的數目雷同。傳統產婆近乎絕跡。過此之後，助產士接生數也節節落後，而到1990年代也走向傳統產婆的命運。我們應該如何解釋此變遷呢?第一個執業婦產科醫生的圖像上圖是台灣第一位婦產科開業醫高敬遠，替一位日本女病人聽診。我們從這張圖可以看出女病人對婦產科醫生的抗拒情形。不僅有兩位護士陪診，而且其中一位用手抵住女病患的背部，似乎要防止虛弱到得臥病在床的女病人逃逸的樣子。雖然高醫師只用一耳聽診，將聽診器的另一耳套執在手中，以增加他與日本婦女胸部的距離。高醫師碰到不少抵抗，例如「女病人聽胸衣都不肯打開」、「來到門診而寧死不願上內診台，憤而離去」、「或經助產士苦勸勉強接受診察則不悅而一出去而不回頭」等等。為此抗拒情形，高敬遠還在《台灣醫學會雜誌》寫過一篇論文。該論文比較了台北醫院從大正四年到七年，十三位台灣婦人、十七位在台日本婦人，在同樣的卵巢腫瘤割除手術中，所割除腫瘤的大小。台灣婦人腫瘤重量是日本婦人的5.4倍。高敬遠覺得，台灣婦人常常只用草根木皮製成的外用藥膏來塗抹、或用漢藥內服、甚至只對神佛祈禱，這些作法只會延誤病情。所以當患者再三拖延，不得不開刀時，腫瘤已經長得很大。從小看，這是台灣婦人不信任婦產科醫師；從大看，則是台灣的慣習與「文化程度」，尚未進入近代文化的範圍。高敬遠最後樂觀的表示，近年來台灣教化逐漸普及，所以手術次數逐漸增加，真可謂「台灣衛生」上的一大可賀之事。高敬遠醫師的婦產科生涯不甚順遂，他很清閒，得以寫研究論文，而且有很多時間訓練助產士。不過他所想像的遠景，後來還真的實現了。隨著台灣近代化的腳步，婦產科日益興盛。許多大醫院，如新竹國泰、馬偕和東元等，都以婦產科醫生當院長。因為台灣操作試管嬰兒、墮胎率和剖腹產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亦即，婦產科醫生操作「手術次數逐漸增加」，為醫院賺進大把鈔票，令人不敢輕忽。然而，台灣傳統醫療讓位給近代醫療的原因，就歷史脈絡看來，或至少就本探索單元的婦產科醫生取代傳統產婆的案例看來，並不只像高敬遠這樣用：傳統醫療很差，「只會延誤病情」，近代醫療很安全、很有效，就能完全解釋的。因為就歷史脈絡看來，漢醫小兒科、傳統產婆，就某些文獻看來，可能獲取相當的社會信賴；而近代醫療在台灣，尤其是婦產科，其實也不怎麼獲得社會信任，如其所造成的醫療糾紛，如馬偕肩難產等案例層出不窮，使得醫學系學生視選婦產科為畏途，雖然選該科還有很賺錢、當院長機率很高的大好前途誘因。想一想：請仔細觀察上圖，並陳述，您認為，該圖所透露的資訊?試問高敬遠醫師的論文主要論點，可否轉述成「要度量一個文明的程度，要看那個社會的婦女是否信賴婦產科醫師而定」?為什麼?您贊成高醫師「台灣教化逐漸普及，所以手術次數逐漸增加，真可謂「台灣衛生」上的一大可賀之事」這樣的論點嗎?為什麼?1.傳統婦女對婦產醫療的恐懼及不信任。2.文明社會的指標應該不能單單以此作界定，無法信賴婦產科醫生也許是因為教育不夠普及，但也許是因為當初的婦產科技術令人無法信服，因此我認為一個社會的婦產科技術的高超與否才應該是度量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3.教化逐漸普及的確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手術次數的增加並未代表著這個社會的衛生有所進步。假若衛生真的進步了，那麼手術的次數與機會不應減少嗎？因此我不但無法贊成這個論點，更認為這樣的論點似乎貶低了台灣。產婆的形象上（右）圖是昭和四年台灣民報的廣告，其中有一則寫著：資料一：斗六(內、小兒、產婦人三科)永山醫院:台灣醫學士陳海永、產婆許蕭氏免想一想1.您覺得，為什麼內科、小兒科、產婦人科的醫院廣告，會用醫學士和產婆聯名?因為他們的專業互相都有關聯。這種醫生與產婆的聯名廣告很多，如以下皆是資料二：台南市再生堂醫院:侯全成、產婆侯蔡氏駿，三六九，二十八號、二十九號(1930)中壢(耳鼻、花柳皮膚、小兒三科)煥生醫院:院主傅煥生、產婆徐氏桂妹，台灣民報，二九四號、三二二號(1930)屏東愛仁醫院:醫師蔡筠、產婆郭氏綢，台灣民報，一六八號(1927)朴子吳齒科醫院：日本大學醫科學士吳耀明、產婆吳陳氏勸，台灣民報，二四一號(1929)這種聯合不只是廣告上的，還在醫療行為的實際運作上，如清華大學傅大為教授的訪談研究所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