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学派认为，译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主流意识形态对原本的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具有影响，文章通过对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中译本的分析得出，《傲慢与偏见》在我国50年代被HYPERLINK"http://www.yayathesis.com/"解读为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的进步作品，符合我国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语境，从而获得被译介的资格；两位译者王科一、孙致礼在翻译过程中也受到各自所在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关键词：翻译文化学派；译本；主流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当代西方译学界的文化学派认为，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它的解读和接受，始终都会受到一系列互相关联、互为参照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特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原则、社会意识形态。国内对《傲慢与偏见》的译本的研究对偏向于从语言、文体的层次对不同译本的措辞、语篇、修辞、风格进行比较，而未能从文化层面对译本进行挖掘。文学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它涉及到具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社会习俗的民族和国家，因此文学翻译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和层次试析《傲慢与偏见》这一原本的选择，以及王科一、孙致礼两个译本中受到的主流形态影响而形成的不同翻译策略。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傲慢与偏见》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刚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劫难，饱受文化专制主义之苦的读者强烈渴望重新步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不仅想欣赏已获定评的历代经典名著，领略各国最近几年出版的新作，更想一窥五十年代以来一直被视作禁区的西方现代派的真貌……”（谢天振，1999：88）但是，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势必要调动一切力量,包括文学的宣传力量,共同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要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必然有所选择。正如埃文-佐哈尔指出，许多超文本的因素，如历史背景、社会条件、经济状况等均影响原文文本的选择；图里也指出，译本的选择多取决于意识形态。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新生政权必然要求国内文艺界多加引进和译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至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现实主义”就成为译介这些作品的必然的、基本的要求和条件。作为“连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桥梁”的英国作家简·奥斯丁，她的作品多以“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为其写作素材，但是，小天地能够反映出大问题，“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却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因此，《傲慢与偏见》在我国50年代亦被视为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点我们可以从朱虹为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所做的序言中得到证实。在序言里，朱虹认为《傲慢与偏见》是一部“闪耀着喜剧色彩的现实主义杰作”，它的整个描写是在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即HYPERLINK"http://www.yayathesis.com/"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由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生存竞争的世界”、“由经济地位决定的社会地位”、“经济、数字决定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决定着婚姻关系”，朱虹认为，《傲慢与偏见》是在描写婚姻的英国小说中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本质的难能可贵的作品，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这一阶级斗争式的分析和解读恰恰符合中国当时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文学评论模式，从而使得这部作品的的译介得以实现。二、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语境对王科一译本的影响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译语文化的社会标准和文学传统决定译者的审美观点，从而影响译者在翻译中采取的策略；文化学派理论也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王科一（1925-1968），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尤金·奈达曾指出，任何一个译本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会对翻译提出不同的要求，施加不同的影响。因此，王科一对《傲慢与偏见》的翻译必然受当时的阶级斗争观的影响至深，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傲慢与偏见》，他的译本理所当然的将着上阶级斗争的色彩，译文政治色彩较浓厚，庄重、严肃，有时甚至显得“发挥过度”。下面试举一例：“……youarethelastmanintheworldwhomIcouldeverbeprevailedontomarry”这是Elizabeth在拒绝Darcy的第一次求婚时所说的话，王科一将其译为“哪怕天下男人都